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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翔教授:奋斗永远是快乐的 | 治学大家谈

    * 来源: * 作者: admin * 发表时间: 2020-02-15 10:12:03 * 浏览: 45

    刘翔教授:奋斗永远是快乐的


    2020年的庚子春节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注定一生难忘,因为我们正在经历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特殊时期。响应国家疫情防控的号召,我与大家一样只能呆在家中,眺望窗外,街道少了平时的喧嚣,校园更是宁静。于我而言,给忙碌的自己找了一个“放假”的理由。正如登山,驻足停留是为了更好地冲击顶峰。驻足的同时,我们应该回望脚下风景,然后重整行装继续攀登。所以我利用难得的空闲写下本文,与大家分享我的求学和治学之路。


    01

    虔城生活

    作为改革开放的同龄人,我出生在江西赣州,在这里章贡两江汇合成了赣江。如果让我介绍我的家乡,我会如数家珍地告诉你,赣州古称虔州,是江南地区保存最完好的一座宋城,这里有南宋辛弃疾的词“郁孤台下清江水”中的郁孤台,有歌谣“三山五岭八境台”描述的八镜台,有文天祥从前诗句“八境烟浓淡,六街人往来”里的古老街区和民居,还有“江南第一石窟”之称的通天岩。现在想来,我能够从出生到22岁一直生活在赣州古城,着实幸福。

    从小父母给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成长环境,尽管家庭不富裕,但是有奶奶的细心操持,全家人的日子过得平凡充实。我记忆中,有着每天一睁眼就能眺望远处的峰山,有着在院子花园里和小伙伴撒欢玩耍的童趣,有着爬上柚子树的悠然自得,有着每到吃饭时奶奶在阳台伸出头叫我回家吃饭时中气十足的声音响彻整个院子,然后我嗖的一下往家跑……现在想来,较现在的孩子们而言,我的童年是那么生动有趣接地气。

    在红旗二校完成了小学学习之后,伴着夜话亭、廉泉和阳明院,在赣州一中我度过了中学时光。就在2019年的5月28日,应赣州一中的邀请我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母校,素有赣州一中“活历史”之称的万邵文老师如数家珍地给我介绍了赣州一中120年的光辉发展历程,让我深受教育。在校史中,我能够找到外公石大金的名字,他在1969-1970年间曾担任赣州一中的校长和书记。我的名字也很荣幸能与外公同时出现在赣州一中校史当中,也算没有辱没家门。期间,我有幸见到了我的高中班主任黄运华老师和化学课谢耀明老师。这次访问,我给全校师生作了一场题为《自强不息 独树一帜》的报告,以“起步于赣师、求学于南开、游历北大和科因布拉、奋进在西部兰大”主线汇报了我的求学工作历程。所以,接下来的内容我会按照这一主线来叙述。

    至今,虔城生活在我脑海里是那般的清晰,时常能够勾起我的乡愁。


    02

    起步于赣师

    1996年,我考入赣南师范学院物理学专业学习,因此,我们有了“96物本”这个班级代号。大一期间,我们被安排在了师院的白塔分部,校区因临近立于赣州城北始建于明万历年间的白塔而得名。此刻的我是羡慕我的那些外地上学的同学的,但是“既来之则安之”的良好心态也使我很快安心下来适应我的大学生活。大学对于我是陌生也是新鲜的。正式上课前的军训使得我们无论男生和女生都被晒成了黑泥鳅,但是倒也健硕了不少。军训结束时我们有了96物本的第一张合影照,如今看来照片中的我们是那般阳光灿烂。

    进入课程学习阶段,我们都面临学习力学课程时微积分知识缺乏的问题,因为当时高中是不学微积分的。为了克服这一困难,我与班上好些同学就在宿舍熄灯后去靠近水房的楼道的路灯下开夜车,这样力学课程的学习就跟上了。这一学期,我也在经历奶奶从病重到去世的艰难时刻。期间,每到周末我最急迫的事情就是借上自行车花一个小时赶回家去看望病重的奶奶。这样的经历也使我学会了坚强。大学的第一个学期就这样忙碌而充实地度过了。寒假结束回到学校的第一次班会上,辅导员宣布了上学期期末的各科成绩,出人意料的是我拿了全班第一,这是对我的一次不小的激励,正是在这样的激励下,我在大学期间成绩名列前茅,也为我后面立志考研埋下了伏笔。

    我在白塔分部的第一年大学生活简单而快乐。一个引以为傲的事情是,作为“寝室长”的我带领我们宿舍8名成员在班级的宿舍文明创建活动中屡创佳绩,每学期下来我们总能够获得一笔不菲的奖金,这使得肚里油水本不多的我们总能趁机开次荤腥。从大二开始,我们被安排到了市区的校本部学习。由于我家在市区的原因,接下来的大学三年,学校没有给我安排宿舍,但是原先宿舍同学们仍然把我当作其中一员。大学期间,除了学习,我的一大爱好是摄影,为此我购置了一台凤凰205相机自学摄影技术,小时候的绘画基础也派上了用场。每逢班级活动我就一展身手,给同学们留下了不少难忘的瞬间。时至今日,同学们还会在班级微信群里拿出这些照片晒一晒。

    搬到校本部后,学院给我们班安排了一位新的辅导员——刚从上海交通大学硕士毕业回到学校工作的谢本亮老师。谢本亮老师的到来给我们带来了新的理念,让我们眼前一亮。其中,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要求每位同学学会“定位”,这也让我受益终身。这段经历让我明白大学中辅导员对于学生成长的重要性。当我在2019年被学院安排担任物理一班班主任的时候,我就下定决心,要像谢本亮老师那样做一名合格的辅导员,为此,我计划给学生们开设十六次“班会讲座”,贯穿他们的大学生活。目前,我已开设两讲,并在学院吴国军书记的建议下扩大到2019级全年级。

    进入大三,我开始把考研“定位”为我的一个目标,除了完成正常的学业外,积极备考。南开大学开始成为我的目标学校,一个重要原因是我的诸多学长曾经考入南开大学光学专业攻读研究生。正是受这一传统的影响,我自然就将光学专业作为今后的研究方向。在备考的关键时刻,“贪玩”的我时常会去到原先的宿舍串门,班长周良根见状把我给撵出了宿舍,让我认真备考。这一小插曲让我明白何谓“诤友”。

    我们“96物本”也成为了一个永远的传奇,我们班先后有十几人考上研究生继续深造,他们中许多人目前在国内高校任教。另外,许多同学进入中学教书并成长为骨干教师。

    我在赣师的岁月是给我打基础的四年,感谢赣师对我的培养。就在2018年的11月3日,我有幸作为优秀校友受邀参加了赣师60年校庆活动,参观了新的校园,与阔别多年的老师同学叙旧,再一次在食堂回味记忆中的味道。我的大学经历让我更加能够体会严纯华校长在做客央视《开讲了》时说过的那句名言:“能够接纳你的那一所大学才是最好的大学”。


    03

    求学于南开

    2000年9月份,我离开生活了22年的故乡来到位于天津的南开大学求学。这是我人生中除了去南开面试外的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远行,乘坐火车对我来说仍然是那般陌生而又好奇。火车一路向北,车窗外的风景从我熟悉的南方丘陵变为陌生的北方平原。好在有同在南开物理学院的赣师学长黄榜才的帮助,顺利完成了报到注册手续安顿下来,我正式成为了南开大学的一名研究生,并以与周恩来总理同是校友为荣。我到南开的第一天,榜才就把我领到南开大学的地标位于南开南门的周恩来总理像前,指着在碑座上刻有周总理手书的“我是爱南开的”一行草体字介绍道:这行字读作“我是看南门的”。随后我们开怀大笑!正是有了赣师学长们和大学同班同学罗云瀚(当时在天津大学读研)的同行,我在南开的求学生活并不孤单,也免去了思乡之苦。随后,我的另外两位大学同学的相继加入使得海河之畔的来自赣师的我们这个群体变得愈加壮大。

    我在南开读研究生的专业是归属理论物理的粒子物理,而非我当初报考的光学专业,这是因为在考研时的一门非专业课拖了后腿,我被调剂到了理论物理专业。当时的我对于何为粒子物理更是一头雾水。好在“既来之则安之”的好心态再次让我安心下来开始专注研究生的学习。我到兰大执教之后,常被学生问及如何选择研究生的方向,看着当下学生们由于有多个选择而面临困惑时,我有时心里也会感叹:没有选择何尝不是一种更好的选择。

    我的研究生导师是李学潜教授。在我面试的时候,李先生一上来就问了一个让我懵圈的问题:你有女朋友吗?并补充道:“我是鼓励学生谈女朋友的。”现在想来,我才懂先生的开明。读研期间,我有幸认识了同在南开求学的我的妻子,新开湖畔留下了我们相伴的身影。

    我的研究生的前两年基本上是在学习研究生课程和阅读文献中度过的。李先生会时不时把我们几个研究生召集到他五教的办公室旁的会议室,给我们开个“小灶”,亲授量子场论,先生的酣畅淋漓的一顿推导演算让我着实佩服。李先生给我的另一印象是英文极好,这点也颇受国内同行推崇。当时的我和大多数理科学生一样,也都面临如何跨过英文这道鸿沟的挑战。我发现身边的同学们都在为出国深造忙着准备托福和GRE的考试,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我也加入了这个行列,尽管最后没能出国,但是这段集中时间的英语学习使我克服了对英文的“恐惧”,为我今后科研之路上用好英文打下了基础,现在我已在国内外重要物理学期刊发表了二百多篇英文学术论文。正是有这样一个经历,我时常告诫学生们:一定要跨过英文这道坎

    接下来摆在我面前的第二个关卡是如何开展一个课题。在我研究生二年级的时候,李先生将他指导的一位本科生未完成的论文交给我了,这是一个利用单玻色子交换模型来研究氘核结合能的工作,我足足花了一整年的时间完成了演算,李先生帮我整理成文最后发表在Journal of Physics G,并成为我的硕士毕业论文的主体。未曾想这篇工作是我后来预言隐粲分子态类型五夸克物质的发端。通过这一工作,我将科研的流程完整地走了一遍,这是研究生必须经历的一个阶段。在完成这个工作的过程中,我也有幸认识了丁亦兵老师,并成为了忘年交。丁老师的计算机编程极好,他教会我要重视用计算机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如今,我也会建议学生们:一定要重视计算机编程能力的培养,它会助力你的科研

    2003年我经历了SARS病毒导致的疫情,SARS疫情并没有对南开大学的教学科研次序造成太大的影响。唯一给我印象深刻的是,由于天津距离疫情重灾区的北京很近,学生们不准出校门,空气中弥漫着消毒水的味道。不曾想17年后的今天,我又在经历一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

    从2003年9月份开始,我进入到博士研究生阶段的学习。由于师兄们都是读完硕士就出国,我顺理成章地成了“大师兄”,也是组里唯一的博士生。李先生并没有给我具体的课题,而是让我自己找题目,有进展与他讨论。于我而言,这是个巨大的挑战。每次我自觉有些进展,一找李先生讨论就被打回原点。当时的郁闷可想而知。正是通过一次次这样的经历,我的学问开始长进,独立开展科研的能力得到了锻炼。这时我才体会到李先生的良苦用心。我也在先生的帮助下将强子物理确定为我的研究方向。这里,我会给学生们一个忠告:读研阶段一定要注重培养独立开展研究的能力

    作为理论物理方向的研究生,我们时常要面对复杂的推导演算,这样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每每遇到卡壳而进展不下去的时候,我就会与我的师弟赵树民去痛快地打场乒乓球,然后再回到桌前继续演算。我的这个经历说明:每个人有一项自己爱好的运动是多么重要

    我在南开求学的另一大收获是听了各类讲座。当时,陈省身先生已定居南开,曾邀请杨振宁先生去到南开开讲座,那真是一票难求,数学院的报告厅被寄得满满当当。我记得杨先生讲座的题目是《物理之美》。受限于我对物理认识的局限,我和大多数同学一样仅是领略了大师的风采,对何为物理之美没有太多深刻感悟。当我在科研之路上行进得愈远的时候,才深刻明物理中的“美”,它是在物理学中时刻出现的对称性。我还去礼堂听“周末相声”,在欢乐的笑声中一扫学习的疲惫还长了见识。所以,我常常会建议学生们:应该多听讲座,专业无关的讲座也无妨,这会让你受益

    我接下来的博士阶段的科研工作进展顺利。从2003年开始,随着高能物理实验数据的积累,强子物理的研究进入到一个新时期,越来越多的新强子态在实验中被报道,如何理解这些现象成为了理论家们关注的课题。我国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上的第二代北京谱仪(BESII)实验也发现了包括X(1835)在内的多个新强子态,当时国内理论家和实验家针对X(1835)等新强子态开展了深入的研讨。作为学生的我,在先生的带领下参与其中,并报告我的科研成果,在研讨会上我有幸认识了张宗烨、赵光达、张肇西、黄涛、闫沐霖、郑志鹏在内的老先生们、一批当时国内的青年才俊以及和我同龄的小伙伴们。通过参加这些研讨,我开了眼界、长了见识、得到了锻炼。李先生就是通过这一方式把我带到了粒子物理研究的前沿。

    李先生喜欢请学生吃饭是众所皆知的。我们师兄弟们的印象最深刻的就数“天津李家大排”,是先生常带大家去的地方。借聚餐的机会,作为学生的我们不仅解了嘴馋,更是喜欢在席间可以听先生讲故事。大家畅所欲言,增进了师生情谊。所以,这一传统现如今也被我给继承了下来。

    我是幸运的,因为,在南开我遇到了好导师,正是在李先生的教导下,我开始逐步踏上科研之路,确定了自己未来的研究方向。六年的南开求学时光是那么匆匆,2006年6月份,我完成了《对奇特强子的结构、产生及衰变过程的研究》的博士论文。在进行完博士论文答辩后,专家们一致推荐我的论文参加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的评选。在授予博士学位的那天,我与李先生和饶子和校长留下了一张弥足珍贵的合影。 

    我清晰得记得李先生转赠给我的一句话:“做粒子物理研究就像穿衣服,需要常换常新”。李先生当年曾在明尼苏达大学求学,他的导师给了他这个忠告。这与南开大学的“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有着异曲同工之处。作为南开学子,我将铭记先生教诲和公能校训勇攀科学高峰。


    04

    游历北大和科因布拉

    我博士毕业后,导师将我推荐到北京大学理论物理研究所,跟随朱世琳教授做博士后。朱老师是当时我们许多年轻学子的榜样,加之北京大学理论物理研究所是国内粒子物理研究的重镇,所以我倍加珍惜这一机会。六月底的北京,天气已十分炎热。我来到北大办理入职手续,朱老师的热情一下拉近了彼此的距离。我清楚地记得朱老师陪我办手续一直到将我在畅春新园宿舍安顿下来才离开。

    在北大的日子里,朱老师在生活上给予了我兄长般的关心和帮助,在学术上提供了让我能自由选题的宽松研究氛围。我就如小鱼入了大海欢快的畅游,忘我地投入到科研中。我通常是早上离开住处,穿过校园来到位于北大东门附近的物理学院的办公室,开始一天的工作,晚上再回到宿舍,午餐和晚餐都在食堂解决,北大食堂的饭菜给我印象极好。就这样日复一日地工作,我的科研能力得到了极大地提升。由于科研能力突出,我获得北京大学优秀博士后荣誉称号,并且先后拿到了博后基金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青年科学基金。此外,我还获得了高能物理学会第四届“晨光杯”青年优秀论文一等奖。

    时值国际各大高能物理实验中开始了发现包括X(3872)和Y(4260)在内的若干类粲偶素态,对它们的研究业已成为强子物理研究的热点,当时朱世琳老师在这一研究方向已是知名学者。我在朱老师的带领下,开始聚焦类粲偶素态发力。由于我先前的氘核研究经历,我们发展了单玻色子交换模型来处理分子态类型的隐粲四夸克物质,经历了类粲偶素态研究由跟跑到并跑的转变。这也为我们在2011年预言分子态类型的隐粲五夸克物质的存在奠定了基础。

    回望我在北大博后工作经历,尽管未有时间去驻足欣赏未名湖畔的风景,但是收获颇丰。我学会了如何在科研中与他人合作,为我到兰大工作后能够迅速地带起一支队伍提供了经验。朱老师通过他的言传身教让我知道了作为一名优秀学者所应具备的品质。我与朱老师的积极、密切和富有成效的合作一直延续至今。 

    我在北大工作期间收到了葡萄牙科因布拉大学(葡萄牙语:Universidade de Coimbra)的Eef van Beveren教授的邮件,询问我是否有兴趣申请葡萄牙科学技术基金会(FCT)的资助到他研究组从事博士后工作。Eef van Beveren教授的一个知名工作是关于Ds0(2317)粒子的耦合道图像的提出,我与他通过邮件有过多次的问题讨论,因此而认识。在Eef van Beveren教授的帮助下,我向FCT提交的资助申请顺利地被批准了,这使我得以在2008年1月份成行,开始我在葡萄牙科因布拉大学的新一期博士后经历。

    这是我第一次出国,对紧张的我而言一切都是新鲜。我从北京出发,经法兰克福转机到达葡萄牙里斯本机场,再乘火车到达科因布拉。这时抵达车站已是傍晚,Eef已在站台等我多时,见到我就来了一个热情的拥抱,然后开车载我到离学校不远的旅馆安顿下来后,并带我到中餐馆共进晚餐。这一细节足见Eef对我极为照顾,让我很是感动。当然,Eef对我的照顾还远不止这些。我在科因布拉大学工作的时候,周末会去办公室干活,而当地人没有这样的工作习惯。这被Eef注意到,他到周末也会来到办公室陪我,甚至邀我去远足。

    科因布拉大学是一所位于葡萄牙前首都科因布拉的著名公立大学,是葡萄牙历史最悠久的大学,亦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之一,大学与城市交融在了一起,风景优美。我所在的物理系与欧洲最古老的图书馆之一的霍阿尼纳图书馆紧邻,每当我穿行校园总能见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我现在想来,在科因布拉工作生活极为惬意。

    Eef个高精干,是荷兰人却能操一口标准的葡语。由于我不懂葡语,在办理居留证和去银行办事Eef必定会陪我一起去,给我很多的帮助。Eef对我的研究不做过多的限定和干预。Eef给我留下两个深刻的印象,一是每次找Eef讨论,因为他爱抽烟,他办公室总是烟雾缭绕;二是每次他去午餐时,他总爱喝上一小瓶红酒。

    就在日积月累的与Eef交流讨论和合作中,我注意到他只用Linux系统,而且擅长Fortran程序,尤其是Eef对于实验数据把握到位和理解深刻。这与他早年参加过实验分析的经历不无关系。在科因布拉大学工作期间,尽管我与Eef仅合作发表了一篇文章,但是他教会了我对实验数据的重视,这一收获也对我后来的科研风格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现在,我也常常会告诫我的学生:一定要重视实验数据

    一天清晨,我如往常一样来到办公室开始一天的工作,打开电脑就收到了一封来自朱世琳老师的邮件,告知我评上了2008年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当场我就泪目了。这个好消息给了我莫大的鼓励,不仅是对我过去博士阶段的成绩的肯定,更加激励我继续努力前行。如今,总有学生会问我:老师您是如何在科研道路上坚持下来的。我会告诉学生们,兴趣很重要,但是我们也需要被适当地激励下

    在科因布拉大学做博后是我一段难忘的经历。我不仅收获了与Eef的友谊,更是在科研上有了长进,也为我回国工作积蓄了力量。


    05

    奋进在西部兰大

    2009年6月10日,我受聘为兰州大学萃英特聘教授,开启了在西部的奋斗征程。在临行前,张宗烨院士、黄涛先生等很多前辈们都语重心长地给予期望,希望我能够到兰大后努力工作,带起一支队伍。如今,我可以很欣慰地告诉老师们,我们有了一支队伍、有了一批成果、具备了紧密围绕大科学装置开展物理研究的能力。兰大粒子物理队伍的 “两有一具备”的发展状况得益于同行们的大力关心、支持和帮助。 

    到兰大后,我从零开始组建科研团队。面对兰大粒子物理研究人员匮乏的现实问题,我将目光投向了近在咫尺的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下称近物所),时任副所长的徐瑚珊老师伸出了援手。在学校和学院的支持下,经过紧张的筹备,2009年10月21日,兰州大学与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共建“强子与CSR物理研究中心”成立。该中心成为了促进兰州大学与近物所研究人员密切合作的桥梁并一直延续至今。从2010年开始,中心都会举办年会,兰州地区的从事粒子物理研究的人员都会来汇报和交流一年来的工作。这成了一个惯例。当我翻看每年的合影照片,会发现年会规模在逐年增大。这让我感到由衷的欣慰。 

    2009年11月6-9日期间,我回到母校南开大学参加第九届BESIII国际合作组会议,提交了加入合作组的申请,并获得批准。我自知这是同行无私支持的结果。近两年,随着李培荣和王雄飞两位青年研究员的相继加入,我们兰大有了实质性的从事第三代北京谱仪(BESIII)实验的队伍,没有辜负同行们的期望。不久前,在王雄飞研究员的努力下,2021年BESIII国际合作组会议将在兰大举行。这将是展示兰大队伍的很好机会。

    2010年7月22日,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理论物理专款领导小组的支持下,兰州大学理论物理交流平台成立。基于这个平台,在罗洪刚老师的带领下,理论物理方向的老师们齐心协力,兰州大学理论物理走出了低谷并重新发展起来,形成了人才小高地的同时,也形成了目前团结奋进的科研文化。我有幸作为一员参与其中。

    这些科研平台的建立在助力我们的科学研究方面的确发挥了大作用。下面,我还是要回到我的研究方向,来与大家交流下我的研究工作。

    我的研究领域是粒子物理唯象学。粒子物理研究的目的是要回答我们的物质世界是如何构成的。这是从我们的孩童时代就会好奇地问父母的问题。粒子物理的标志性的成果是实现电磁力、弱力和强力“统一”的标准模型,可被称为20世纪物理学取得的最重大成就之一。

    如今的粒子物理形成了三大前沿:高精度前沿、高能量前沿和宇宙前沿。我所研究的强子物理是高精度前沿的代表,目前国际上已运行的和正在运行的粒子物理实验也主要分布在高精度前沿。从2003年开始,在强子物理领域有众多的新粒子和新现象的发现。有幸的是,我从做研究生开始就一直工作在这一领域,赶上了这波浪潮。

    这些新粒子和新现象的背后的本质实际就是强相互作用的非微扰问题,至今无人会解。而强子谱的研究是加深我们对这一问题认识的有效途径,也是强子物理研究的重点。

    过去的时间里,实验中发现的强子都是由两个夸克构成的介子和由三个夸克构成的重子,它们极为丰富。夸克模型的提出者Murray Gell-Mann和George Zweig在他们1964年的理论文章中就相应指出,物质世界中应该存在四夸克物质和五夸克物质这些奇特强子态。但这仅仅是说说而已。后来,又有许多的针对多夸克物质问题开展的理论研究。由于这些研究是从唯象模型出发,加之实验找寻多夸克物质没有实质进展,所以在长达50年的时间里,多夸克物质研究并没有突破。

    2003年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随着实验精度的提高,实验逐渐发现大量的新强子态和相关新现象。这就为开展多夸克物质的理论研究提供了契机。

    我的研究经历让我体会到:做学问如武侠,是一个不断精进的过程。在南开做研究生的我在导师李学潜先生的带领下就参与到了国内围绕新强子态X(1860)和X(1835)的研讨。于我而言,这有一个极好的向国内顶尖理论家和实验家学习机会,为我继续前行提供了理论储备。结合实验发现的新强子态,我在发展和构建用于强子谱研究的唯象模型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期间,我与合作者一起确定了多个新强子态的性质,并获得实验验证。这就是我在前面回顾的北大和科因布拉的研究经历。这些宝贵的经历使得我在唯象模型的可靠性和适用性方面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基于这些唯象模型去研究多夸克物质的过程中,我们最终在理论预言精度上取得了突破。自豪地说,这些突破正是我来到兰大后作出的。

    2011年,我们给出了找寻隐粲四夸克物质的具体方案,2013年我国的BESIII实验和日本的Belle实验的确是在过程中发现了隐粲四夸克物质Zc(3900),该实验发现入选了美国物理学会2013年度国际物理学领域重要成果之首。

    2012年,我们预言了分子态类型的隐粲五夸克物质的存在。2015年,欧洲核子中心的LHCb实验发现了隐粲五夸克物质,这一实验发现入选了美国物理学会2015年度国际物理学领域重要成果。但是,当时的这些实验结果却不能用于确认它们到底是不是分子态类型的隐粲五夸克物质。直到2019年的3月份,LHCb实验基于更大统计量的实验数据进一步给出了分子态类型的隐粲五夸克物质存在的有力证据。上述的例子完美地体现了精度对于强子物理研究的重要性。

    正是由于在多夸克物质研究方面取得的成绩,2016年我与合作者受邀为物理学顶级综述期刊Physical Reports撰写题为《Hidden charm pentaquark and tetraquark states》的文章。在科睿唯安发布的《2017研究前沿》将“四夸克态和五夸克态的实验和理论研究”列为了物理学Top10热点前沿,在相关的31篇核心论文的Top产出国家和机构列表里,我们兰大位列第六。

    1988年10月24日,邓小平同志视察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时讲:“中国必须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2018年在庆祝北京正负电子对撞30年时,李政道先生在贺信中写道:“这是中国在国际高能物理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并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的三十年”。在过去30年中北京谱仪上的代表性物理成果就包括了BESII实验发现新粒子和BESIII实验发现Zc(3900)。作为伴随祖国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一代,我很荣幸是这些发现的见证者、亲历者和参与者。尤其是,我很高兴能与国内同行一道,在多夸克物理研究上打下了我们中国人的烙印。我倍感自豪!

    当我在2018年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的资助后,我收到了反馈的评审意见,一位评审人指出:“申请人能在西部边远城市坚守多年,开展这样具有国际高水平的研究,十分难能可贵,特别有示范的价值”。这是对我在兰大科研工作成绩的最好评价。回望取得的包括中国青年科技奖在内的一系列荣誉和人才称号,我想起了兰大校友周其林院士的一句话:“我的生活不会因任何荣誉而改变,以前我为科教事业付出了百分之一百,今后还会是百分之一百”。我也应该如此!

    从来到兰大工作的第一天起,我就一直在了解兰大。我常说,来兰大工作于我而言是学习。当我了解得越深,兰大在人才培养的优良传统越让我深刻地理解了人才培养才是高校教师的使命。正是在以段一士、钱伯初、汪志诚为代表的一批先生们的言传身教下,我所在学院形成了“勤学、悟道、创新、育才”的院训,凸显了对人才培养的重视。在2018年兰州大学教师节庆祝大会上,我有幸作为教师代表发言,我说:“这些老先生们给我们树立了一个个的标杆。当培养学生的重任落在我们的肩上的时候,我们需要继承先生们的这些优良的作风,为后来人树立标杆,我们的标杆能够树得有多高,决定了我们培养的学生能够走得有多远。”

    我很高兴地看到我的学生们的成长。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我当年的影子。2014年,我培养的第一届博士研究生毕业。到目前为止,我培养的研究生中已先后有十多人次获得研究生国家奖学金。2018年,我带领的研究团队又入选了兰州大学首届研究生“十佳导学团队”。这些是对我人才培养工作的肯定。

    过去的2019年对我来说是个特殊的年份。因为,截至2019年6月10日,我已在兰州大学工作了整整十年。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奋斗本身就是一种幸福”。我在兰州大学的工作经历更加让我明白:奋斗永远是快乐的!


    06

    后记

    在“弘扬爱国奋斗精神、建功立业新时代”活动中,我曾被受邀于2018年11月15日做客“甘报讲坛”,以《西北有高楼 振翅展高飞》为题做了专场报告,形成了本文最早的素材。基于这些素材,我在参加赣南师范大学校庆期间,曾以《学道 学问 学人》为题与师生们有过一次交流。2019年的5月28日,我回到了阔别多年的赣一中母校,以《自强不息 独树一帜》为题向师生们分享了我的求学和科研教学之路,从而也进一步丰富了本文的素材。2019年12月4日,我又以《自强不息 独树一帜》为题给学院2019级的全年级本科生开设一次讲座。

    2020年的2月1日,我收到了严纯华校长的来信,邀请我为学校开设的“治学大家谈”专栏提供一个稿件,这使我得以将上述的讲座内容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西北望,射天狼!”,我想引用苏轼的诗句来结束本文,并展望未来。


     2020年2月5日完稿于兰大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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